13 二月

武漢問題,看這篇就夠了


最新消息:從今天起,湖北省將臨床診斷病例數納入確診病例數進行公布。
2020年2月12日0時-24時,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14840例(含臨床診斷病例13332例),其中:武漢市13436例。全省新增病亡242例(含臨床診斷病例135例)。
截至2020年2月12日24時,湖北省累計報告新冠肺炎病例48206例(含臨床診斷病例13332例),全省累計治愈出院3441例。全省累計病亡1310例。

文 | 段戰江

根據當前不斷增長的疫情數據和每日網絡上不斷爆發的添堵新聞,在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簡稱武漢疫情)嚴重性和對國家形象及發展進步的傷害性,或已遠遠超過所有善良或樂觀的底線預期。
疫情可怕,疫情引發的混亂和恐慌更可怕。而最可怕,也是特別需要警惕和預防的:正處在爬坡和轉型期的現代中國,在此次公共安全危機處理過程中一旦因壓力疊加或考量失衡,出現系列性的決策失誤和措施不當,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造成國家元氣的過度損傷。
2020年注定是我們國家、民族和政府的大考之年。這次大考,考驗的不僅僅是政府,不僅僅是官員,也包括我們的企業、我們的社會,以及我們每一位公民的心力、智慧和韌勁。
國難當頭,形勢嚴峻,時間緊迫,容不得疫情過后再痛定思痛。當下最緊要的就是痛中思痛,在疫情認知預判、危機治理思想、應急管理方法、社會治理結構等層面進行系統的問題梳理和分析思考。

對于疫情的四個基本看法

一、對于疫情持續的時間,不應太過樂觀
這次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雖是一種變異的新病毒,有許多未知因素,但比照類似引起肺部和呼吸道感染的如1910年東北三省爆發的肺鼠疫、1919年第三波西班牙流感、2003年非典(SARS)等疫情,都有一個相似的時間軌跡:十一月份左右爆發,第二年五月份左右消失,基本持續半年時間左右。
這次武漢疫情的持續時間,最樂觀的估計,也基本應該是這樣一個規律。目前人類醫學對這一類病毒疫情的防治,還處在比較被動狀態。期望本次疫情能靠政府意志人為控制,并早早出現拐點,未免有點天真。

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疫情趨勢圖
(時間截至2020年2月7日24時)
這次疫情未來大概率按三個階段發展:疫情爆發期(11月-2月底)→疫情消退期(3月初-5月底)→疫情過后全面恢復期(6月初-12月底)。
也就是說,這次疫情對中國社會生活和國民經濟的影響,至少是一年的時間(半年直接影響,半年間接影響),無論政府,還是企業,無論機構,還是個人,或都應該按照這個時間線來做階段性的應急預案和自救規劃。
二、對于疫情造成的傷害,要有充分的預判
就疫情的直接影響而言,根據目前的統計數據和疫情發展趨勢,或是非典時期的十倍級傷害,國內最終感染確診人數,最保守的估計,也會達到驚人的5萬+規模。
而在疫情未塵埃落定之前,統計的死亡率一不科學,二無意義。這此疫情的致死率低,是因為變異病毒生存策略聰明,而不是我們手段有多英明或高明。
本次疫情對公共衛生和政府財政造成的直接負擔和后續諸多后遺癥,才是我們應重點關注和深度思考的關鍵問題。
本次疫情間接造成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將是幾何級的天文數字損失。
僅以旅游業為例,2019年中國旅游業總收入6.5萬億元,平均每天178億元,按以往旅游業每年20%的復合增長計算,2020年旅游業每天的損失就達到驚人的200億元。據專家估計,僅是春節季旅游市場的直接損失就超過5000億(完全凍結)。
與2003年非典時期相比,一是經濟下行壓力更大、外部環境更差(全球需求疲軟,貿易壁壘、貿易戰等),二是當下經濟對消費刺激和服務業的依賴度更強,總體預判,本次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可能遠遠超過想象,2020年上半年GDP增速破5或是大概率事件。
上半年如何有序應對危機,下半年怎樣發力恢復經濟,或簡單依靠以往財政放水,投資拉動的粗放老經驗是遠遠不夠的,更體系化的宏觀指導,更精細化的政策引導,或是中央和地方都要提前考慮籌劃的。
更需要警惕的是,在非典疫情16年之后,我們以往自豪甚至有些自滿的國家公共衛生建設成就、醫學研究進步程度和公共衛生應急體系(特別是預案和指揮),并沒想象或預期的那樣高水平發揮作用,談不上有什么質的提升。
疫情前期暴露出的諸多問題,特別是因為刻意壓制、指揮不當、物資緊缺、調度混亂而造成前線醫護人員依然只能用搏命的悲情和無謂的犧牲來硬扛死戰,種種被曝光的失誤或失敗細節,實在令人揪心。
在互聯網加持的快信息時代,本次疫情的政府不當應對和諸多亂象(官僚作派、特權意識、隨意逾矩、亂法胡為),或對政府官員的公信力和公共形象打擊,以及當前國家最需要的公民向心力、社會凝聚力的暴擊影響,才是最具致命性的。
如何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動辟謠,怎樣主動采取一些緊急措施和實操方案來重整局面,也是需要盡快進入領導決策視野的重要議題。
三、對于疫情管控的不力,要換個角度認識
本次疫情發生之后,根據2006年頒布的《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中央政府的反應可謂神速,1月25日成立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1月27 日,總理親自來武漢考察指導疫情防控工作,截止1月29日,中國內地31個省區市均已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
可遺憾的是,十幾年前制訂的《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宏觀指導有余,細節規范不足,加上預案的實操性和時效性沒有迭代升級(可比照的是美國聯邦應急管理局主導的相應防災法規,在一個世紀時間里至少被調整過100次,幾乎年年調整),特別時沒有充分考慮到交通網絡輻射性、季節/節慶高發易感性、地域人群流動特殊性、區域公共資源平衡性、社會動員力量主體性等諸多需要應對的復雜因素和時代變量,才導致本次疫情來襲時,雖有預案,雖有演練,卻效果差強人意。
非典之后,國內對于公共疫情的防范重心主要著眼于國際輸入性疫情(如H1N1流感、韓國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等)的嚴防死守,而對于非典(SARS)這樣內生性的超強度、超大規模疫情,明顯過于樂觀,風險預估不足。
這也就解釋了為何湖北省衛健委在2019年上半年軍運會期間,與軍方剛剛聯合舉辦了“防范到位,預防精確”的中東呼吸綜合癥(MERS)防治演練,卻在當年年底爆發的武漢疫情時依然舉措失當,力不從心。

2019年4月24日—25日,湖北省衛生應急技能競賽暨軍運會省市聯合衛生應急演練在丹江口市均縣鎮舉行,應急演練的情景模擬背景為2019年10月15日在武漢天河機場報發現一名沙特籍乘客為疑似MERS病例。
而從目前網絡搜集的相關新聞來看,除了湖北武漢外,天津、山東、湖南、浙江等各地近幾年的疫情演習,也基本都是針對小規模(病患樣本以個為單位)輸入性的疫情來做推演的。
武漢疫情爆發后曝光的諸多問題,特別是至今依然救治乏力,物資調配緊張,固然與湖北省政府、武漢市政府的官僚作風和管控不力有關,但更令人揪心的是,依據《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的落伍規劃和僵化規定,因過于強調疫情級別劃分和城市屬地責任,而忽視了一個省、一座城配套的醫療力量、可供調控的社會資源,以及地方政府的應急指揮能力,都遠遠無法匹配這次特別重大疫情的嚴峻挑戰和復雜局面。
總之,本次疫情暴露的本質問題,不能僅僅視為湖北武漢一個地方的個別問題或特殊情況,細細反思國家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上頂層設計的思考漏洞和治理思想的粗放大意,或更有價值。
四、對于疫情未來的風險,要換個高度審視
短短十六年間,我們向世界連續輸出兩次特別重大的內發性病毒傳染疫情,絕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細細品品,認真想想,我們又該如何確保下一個二十年,或下一個十年內,我們不會再次爆發這樣類似的疫情?我們又是否能承受起這樣接二連三的重大疫情打擊?

2015 年埃博拉爆發后,比爾·蓋茨在 TED 做過一次演講,對人類提出警示:對下一場瘟疫爆發我們還沒準備好。
對于未來的疫情預判,除卻紅線思維和底線思維外,我們也要有極限思維,做最壞的打算:譬如人類疫情和動物疫情疊加爆發怎么辦?譬如疫情和自然災害同時發生怎么辦?譬如疫情和經濟危機同時發生怎么辦?譬如疫情和戰爭同時發生怎么辦?
對于知之甚少又不可控的流行病毒疫情,我們往往習慣持兩種極端的態度:
或是太過樂觀,相信科學萬能,一眨眼就能把疫苗研制好,國家厲害,一揮手就能眾志成城,戰勝疫情;
或是太過悲觀,相信“天命(譴)”或“陰謀論”,總是以粗暴簡單的自洽邏輯和詭辯閉環,得出自己愿意相信的結論。其實這兩種想法都不科學,都很有害,是犯了思想幼稚病和情緒巨嬰癥的典型表現。
靜下心來細細梳理一下,非典(SARS)之后,本次疫情(2019-nCoV)之前,國際上還發生了五次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分別是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脊髓灰質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年至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至2019年剛果埃博拉疫情,如果再加上2015年韓國爆發的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可以說突發性高傳染的病毒疫情從來就沒消停,一直是現代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難題。
從國家層面考量,我們或最應該反思和審視三件事情:
一是除了持續加強“外防”輸入性疫情力度外,更應該好好想想如何“內控”,以大國擔當的勇氣風范和現代國家的治理手段,徹底杜絕內生性的特大疫情(肯定不僅僅是禁吃野生動物)。
二是積極吸取國際近十年來疫情不斷爆發而造成巨大損失的慘痛教訓,強化政府治理水平,提高國民科學素質,超前謀劃,布局防患,準備好以更高效的應急機制、更健康的大國心態、更高級的科學防范、更扎實的應急預案來應對未來變異更強大、傳染更可怕的病毒疫情。
三是扎實做好下一個十年或二十年內國家重大安全風險研究預判和疫情防范訓練,同時參照美國聯邦應急管理局(FEMA)在9.11事件警示后,從“民族安全”的角度,將“反恐”優先排序的防范思路,結合特殊國情,慎重考量是否需要將“重大疫情”列入影響國家安全的最高排序。
至少從目前來看,無論是連續兩次被列入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兩次重大人類疫情(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2020年的武漢疫情),還是近年來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損失的動物疫情(如2019爆發的非洲豬瘟,以及一直陰魂不散的禽流感),對國家繁榮富強的牽制力和破壞性,對社會穩定和國民經濟的沖擊力和危害性,以及未來發生的可能性,都遠遠高于反恐和戰爭。

疫情當前的六個具體政策建議

除了基本面的宏觀判斷和系統反思外,聚焦當下,痛中思痛,特以積極的方法論手段和樂觀的建設性心態,提出以下可供實操的政策建議,希望能對國家和地方更好地應對本次疫情有所啟發幫助,也期望有拋磚引玉之效,能激發更多、更有意義的專業討論。
五、宣布國家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1.建議盡快宣布國家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實行三級緊急管制。
我們都很清楚,只有湖北、武漢被快速拯救,這場疫情我們才能看到希望。對于已是超級重災區的武漢,乃至整個湖北,要從源頭徹底控制疫情,真正做到“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當下除了財政加大拔款,除了中央全力督導,除了媒體監督鼓勁,除了網上口號加油外,武漢千萬級市民,湖北103個區縣,可能更迫切需要的是全國協力,提供更精準的資源對接和專業支援。具體措施建議如下:
(1)全國疫情戰區按疫情嚴重程度做三級劃分:湖北為一級戰疫區;浙江、廣東、河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為二級戰疫區;其他內地省份地區為三級戰疫區。各級疫區也可進一步細化,進行重點區域防范和資源調配傾斜,大可不必全國一刀切地地實行一級響應,造成不必要的全民過度恐慌和關鍵資源占用。
(2)我們日漸意識到,面臨疫情日益嚴峻的擴散形勢,與時間賽跑才最最關鍵。所以現在一定要替湖北地方政府說句話,現在就是中央下再多、再狠的死命令,可僅靠地方政府傳統動員模式(全體公務員+社群干部)及落伍的人力傳遞下沉方式,便是把地方干部們都跑死、累死,也根本無法短時間完成一座千萬級規模城市的潛伏病人篩選、說服和收治工作,更何況這是多么專業又危險的事情呀。
(3)建議中央當即立斷,盡早對武漢及湖北全省實現緊急狀態的特級戰時軍援(非軍管)模式。雖說當下湖北已實行的一級戰時狀態,可還是按照《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設定的省級指揮規格,說實話,處理百人、千人的疫情規模,這個指揮體系沒問題,但面對可能會達到十萬級感染的超大疫情,這個指揮體系就一定會出問題,給再多的錢也沒用,因為能動員的專業資源和技術力量太少太弱。
湖北當下面臨的是超級病毒傳染,不是普通自然災害,以往簡單的全民動員模式,面對這樣的疫情完全束手無策,更何況湖北全省都是重度疫情淪陷區,根本忙不過來。所以再次強烈呼吁,盡快抽調國家防化部隊最大兵力(一個防化團進駐遠遠不夠),打一場高效的疫情圍殲戰,利用專業隊伍,爭分奪秒,盡早幫助武漢完成潛伏病人的收治工作。

非常時期要用非常辦法,當下要特別警惕教條主義,譬如對于“舉國之力體制”的矯枉過正,太過強調疫情分級的屬地下沉責任,而忽略了防治疫情擴散最重要的是時間窗口。
當下武漢疫情的嚴重性和潛伏危險性(1天就是半個非典還不嚴重么)怎么評估都不為過,這是影響未來國運的非常關鍵歷史時期,中央早一小時決斷,武漢早一小時啟動戰時軍援模式(專業兵力投放按最高級別),可能就會讓千人、萬人規避不必要的感染風險,湖北幾千萬人就會早一時脫離疫情的苦海。
2.建議發揚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硬件建設精神,火速建立國家應急大數據平臺和指揮調度中心,強化中央指揮力度和統籌調控手段。
與2003 年非典時期相比,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現在完全有條件、也有能力在大數據技術支持下,立馬做到信息透明,調度平衡,監控到位。這個軟件應急工程建設,目前沒有任何技術難度,只需適度授權,效果立竿見影。具體思路如下:
(1)充分利用中國互聯網技術、平臺優勢和發達的物流、電商的數據化信息優勢及專業化的效率優勢,從阿里、騰訊、京東、滴滴、美團、順豐、每日優鮮、多點、壹米滴答等優秀企業抽調高級別公司高管和互聯網技術專家,聯合作戰,快速架構,高效部署。
(2)統一技術路線,規范API開放端口,厘清平臺銜接流程,快速組建四大應急大數據智慧調度平臺:應急大數據指揮平臺、應急物流指揮平臺、應急物資保障(電商)平臺、應急城市交通指揮平臺。利用新技術力量和大數據紅利,做到關鍵數據高效匯總、應急物資精準投放和城市緊急交通調度,用大數據輔助中央政府決策,提升疫情指揮效率,幫助國家和人民度過難關。
(3)同步建立慈善大數據監管子平臺,做到慈善款項支出明細,定向捐贈物資流向,慈善物資質量保障(合規企業廠家直供)的全時、全鏈、全網、全方位監管,最大限度杜絕管理亂象和人性黑洞,不辜負全國人民期望,讓每一點滴的愛心,都能滋潤到最需要幫助的人和地方。
(4) 所有支援應急大數據中心的愛心企業,相關付出和資源投入,原則上當下先不予以直接財政補貼,但帳算清,疫后可對沖相應的免稅或減稅優惠。
3.對湖北和武漢實行關鍵物資和醫療資源的大幅傾斜,協全國、全民、全軍之力,探索一條全新的“政、商、軍、警、民”聯動的國家應急救援體制。
(1)在醫療人員和關鍵物資配給方面,按非典經驗的十倍級籌劃。譬如援鄂的醫療人員按1-1.5萬名、應急車輛按1000-2000輛,方艙醫院按4萬+床位(武漢2萬+,孝感5000+,黃岡10000+,其他城市按2000+規模集中收治,部分人口感染少的城市,可跨省區調拔,如恩施地區可調拔重慶收治,不要造成公共資源的無謂浪費),專業治療醫院按1萬+床位來做計劃調度。
一切應急人員和物資調度,要本著人性人道、公正高效的原則來。

武漢國際會展中心目前已被改造為江漢方艙醫院,分為兩層樓,共 1800 張床位
(2)應急車輛調度,除了軍車外,可最大限度調物流企業和民間車輛。通過線上大數據統一調度/監管,線下軍方負責司機培訓、車輛維修和防疫管治,交通部門負責綠色應急通網絡暢通,地方交警負責城市應急交通管制,多方配合,深度磨合,全力打造一個準戰時的高效運轉應急交通網絡體系。
必要時也可依法合規征用、租賃企業貨運飛機、私人直升飛機、航空公司專業貨柜等高效交通工具,甚至可按時間段征用公共交通如城市地鐵,在下半夜營業停用時段,開設特別專列,實現緊急物資和專業人員的高效城市調配和集散。
(3)多難不能興邦,但災難不可避免時,就要有“化”難興邦的勇氣和智慧。譬如完全可以把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當作一次大練兵來對待??蓞⒄赵綉鸾涷?,以“輪戰”模式,輪流派調各個戰區、各個軍種、各個地方公立醫院的醫護隊伍來一線參加戰“疫”,進行實戰鍛煉,交流防治心得,學習先進技術,增加治療經驗。
六、人性尺度關愛醫護人
年僅35歲的李文亮醫生,因奮戰一線不幸感染而去世,這樣的消息著實讓人心痛,這樣的悲劇我們也不希望一二再的發生。
愿逝者安息,也請讓生者安心,對于那些還在一線逆行戰斗、英勇奉獻的醫護人員,請給予不能再遲,也不能再少的人性關愛尺度和溫度。
首先必須死守紅線,強力保障一線醫護人員的自我保護物資儲備。要有美軍現代戰爭“零傷亡(感染)”的戰術極致追求,要在乎每一個沖鋒在前的白衣衛士的健康權益,以及相應的尊嚴、痛苦、委屈和奉獻,不能把一些無謂的犧牲和不必的痛苦都當作宏大敘事中理所當然的代價。
其次,盡快增加醫護支援人員計劃儲備,盡快實行醫護人員輪崗/輪休制度。必要時采取半強制措施,領導頂上,黨員頂上,然后是所有醫護人員輪流跟著上,都是爹媽生的,都是父母,都是孩子,都是人,就如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教授強調的那樣:“不能欺負老實人”。
因為應急管理指揮的粗放和混亂,過于消耗那些能力優秀且有奉獻精神白衣天使的心力、健康,甚至是生命,無疑是對國家最寶貴精神財富的最大傷害。
再者,對于參戰一線的醫護人員,建議給予更優厚的物質補償和更高規格的精神獎勵。除了國家層面的獎勵外,我期望全社會也能給予他們一些榮譽層面的小小特權,譬如一些景區對他們免門票,譬如乘座高鐵、飛機時,方便時可給予升艙優惠,譬如子女上學或個人進修時給予一定學費減免。
若再進一步,國家或愛心企業成立中華英雄慈善基金,對那些為疫情戰斗、公共利益而奉獻犧牲的英雄及家屬,提供持續且系統的人道支持就更好了。
總而言之,就是希望全社會形成一種熱愛英雄、尊重英雄、回報英雄的正能量氛圍。
此外,對于堅守公共崗位、志愿崗位、民生崗位、特殊崗位的其他一線戰斗人員,也請給予充分的安全保障和人道關懷。譬如交警、武警、解放軍戰士,譬如社區干部,譬如志愿者,譬如公交司機,譬如外賣員,譬如清潔工,當然也包括奮戰一線的政府公務人員,都是爹媽生的,也都有權利被關愛。
誰也不應該被忽視,被奉獻,被犧牲。
七、重新引導國家精神風氣
疫情非常時期,有三種聲音特別值得深思:
一是代表國家形象的外交部發言人講話,不知是過度緊張,還是太過敏感,其外交話術辭令太過生硬,批評過于直接,缺乏泱泱大國應有的包容氣度和自信風范。
譬如批評美國閉館撤僑,就很不得體,一是國際慣例,人家愛護自己的公民有什么錯?二是武漢醫療資源那么緊張,人家撤離,不以超公民待遇擠占公衛生資源,就是不給中國政府增加負擔,又有什么錯?在談及“美國至今沒有提供任何實質性援助”時,也是一臉不高興、十分不滿意,非常不符合外交禮儀。
如果當時表達婉轉,說中美關系正向良好方向發展,面對超級病毒疫情這樣的世界公敵,一定要全球協力,同舟共濟,共同應對。正如中國的一句古話: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相信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一定會對中國人民提供積極且必要的援助,同時例舉出美國企業已經援助若干資金,則是多么漂亮得體的回應。
而在談及“美國對中國公民入境采取全面的旅游限制”,應以外交辭令深表遺憾即可,但非要說“不停地制造和散發謠言引起恐慌”,就過于情緒化和陰謀論了。
作為傳達國家氣質和氣度的形象窗口,外交部也好,官方媒體也好,不建議動不動就以國家名名義去抗議,我們沒那么脆弱,也沒必要那么敏感。
我們的外交人員也不需要常常一臉嚴肅,給人容易生氣,還是哄不好的那種。大氣些、從容點,多點謙謙君子的儒雅風范,多些陽光心態,多些幽默談笑,豈不更好?
接下來我們一是要應對疫情挑戰,需要團結更多力量,集全球之力加快疫苗研制進度,二是要加強經濟協作,需要爭取諸多國家和國際機構的理解和支持,在國際協議層面、國際協作層面爭取更多的時間和空間,這也都需要我們的外交人員和各級官員,遵照國際通行的交流原則和共情話術,學會平等對話,學會好好說話,以求最大限度爭取國際支援。
民族自尊和國家自信,真不是一定就要擺出“我們厲害著呢,可以沒朋友”的強大心理姿態。
第二種值得深思的聲音是一些政府官員出席新聞發會時的講話。
發布會期間通篇不敢脫稿,對媒體質詢視而不見或答非所問,甚至連漂亮的套話和鼓勁的官話都不會說。官員們不講真話,不說實話,不將心比心說些共情的話,到底是為什么呢?
有所顧忌,害怕問責或能理解,但不講策略技巧,不做必要調研準備,近乎無恥的坦然沉默,實在是夷匪所思。是什么窒息了官員心理健康,是什么壓制了官場人性活力,真是值得沉思。
如何重塑新時代政府官員精神面貌,提振民心,收攏民意,也真是應該盡快提到干部能力建設的議事日程上。
一個小的改進建議:以后官方的新聞發布會,應遵照國際慣例站著講,不要坐著,站著講精神,也能有效防止講太多廢話。而且這個小小的改革,還有助減少官員“官老爺”的特權意識,強化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
第三種值得深思的聲音是網絡上群議洶洶的民間輿論。
以雙微(微博和微信)為例。
微博上年輕人和低文化群體居多,整體傳播的聲音是情緒太過激烈,總是容易炸,集體圍觀叫罵是情緒常態,但轉瞬之間又特別容易感動,喜歡轉發點贊喊加油,容易感動得熱淚盈眶,總之就是思考太淺,情緒太滿,浮躁、糊涂、混亂、跟風,集體人格極不穩定。別嘲笑,我們年輕時都這樣。
微信上則以成年人居多,知識分子和各界精英扎堆,信息含量大,知識維度多,思考也相對深些,分析或有理有據,表達或俏皮精妙,但傳達的思想情緒多以冷嘲、虛無、無力、雞賊、悲觀為主,也往往容易陷入邏輯自洽的閉環思考和瑣碎認知中不可自拔??傊褪菒壑v理,常有理,但批評能力過剩,建設想法不足。
就民意而言,無論微博上陽光卻刺眼的集體情緒,還是微信上深沉卻抑郁的群體認知,都值得認真對待,也需要積極引導,但更重要的是營造更開放、更健康的社會治理環境和國家建設氛圍。
每一位公民都能明顯感覺講話有人聽,力氣有處使,問題有人管,氣先順了,心就平了,自然社會就會少很多戾氣,國民的精神狀態自然也會振奮起來,陽光起來。
總之,聽話要聽音,看人要看心,一個國家的精氣神,或是真要從先學會說話開始。
大家都愛講真話,能說實話,不用你彎彎繞,不用他細細品,大家都能心平氣和討論問題,積極建言獻策,積極些,認真些,勇敢些,自然一切都會好起來。
當下網絡太多無謂的爭論,太多浮躁的喧囂,并非國民素質差,也非民意的割裂,而是普遍對真象的焦灼和改變的無力。
讓大家都能看到希望,看清方向,這些喧囂聲音背后正在奉獻、苦干的沉默大多數,不斷膨脹的抑郁之氣才能健康消解,國家和國民精神面貌才會大為改觀。
泱泱大國,堂堂君子,誰會不愛呢?
八、全力改進領導工作作風
應對疫情危機過程中,讓公眾最不滿意的恐怕就是政府官員的應對能力和管理水平了。
除了令人氣憤的官僚主義作風外,其實更應關注政府官員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方法論嚴重缺失的問題。
在這次戰疫過程中,媒體已報道多起地方公務人員以身殉職事件,多是累死的。事實求是地講,絕大部分基層干部非常辛苦,也是官僚主義、本本主義的最直接受害者。
本次疫情從政府響應速度來看一點都不慢,也不能說各級領導不重視,但關鍵是意識到位、文件到位、人也到位,可就是方法不到位,只能說狠話,干著急,使蠻力。
領導再好的講話精神,也只是會會強調,層層下壓,在基層造成許多粗暴、混亂、過激、非法且無效的高壓管制(譬如封路、譬如封門),最后管治效果也很低效,甚至適得其反,造成更加尷尬且不利的局面。
究其原因,很多很多,直接說改進建議吧。
1.改進官員選拔機制。我們當下的干部培養,基本就是體制內層層歷煉,好處是熟悉流程,隊伍穩定,壞處是干部們只會有樣學樣,積累的經驗也往往局限于體制內的經驗套路,加上學習能力和好學精神,又難以與戰爭時期、建國初期的干部相比,所以很難有突破創新之舉。
特別是在專業領域和面臨復雜局面時,往往外行領導內行,因專業能力和行業經驗的缺失,特別容易造成決策上的失誤和不必要的損失。
社會要順利轉型,國家要高質量發展,建議先從優化和調整干部結構開始。譬如從軍隊、院校、科研單位、企業(甚至民營企業)里選拔優秀人才培養,鼓勵技術專家、科學家、工程師、醫生、企業家跳級跨界,為傳統的官員隊伍注入新鮮血液。
同時要劃幾條紅線:
一是不鼓勵官員在職讀博,搞職稱;
二是專業領域(如院校、醫院、科研單位等)領導干部選拔,堅持不可逆的單向選拔機制,即專業領域干部可向其他非專業行政單位或崗位流動,但非專業行政干部不能向專業領域流動;
三是建立嚴格的官員規避機制,譬如三代親屬或直接師生關系,不得在同一單位、同一區域任職。
現在許多管理亂象和特權泛濫,俱是由此而來,科研夫妻店,機關父子檔,院校師生親帶來的不良影響,已是觸目驚心,需要抓緊整治。
2.細化政府指導體系。當下政府官員的管理套路基本是三板斧:視察,講話,批字(撥錢)。在宏觀指導上往往高度有,深度有,密度有,但就是缺具體措施和專業指導,也就容易造成會議貫徹會議,文件指導文件的尷尬局面。
建議政府提倡以數據思維和工程思維細化文件指導內容,譬如多畫流程圖表,多填數據表格、多列辦法清單,同時提倡一頁紙匯報制度,讓整個政府的信息流通和執行落地盡快標準化、數據化、專業化,才是重點,才是王道。
以黃岡衛健委主任一問三不知新聞事件為例,這個唐主任固然水平不足,但若上級主管部門,早早就下發具體指導文件,明確以什么標準篩選定點醫院,收治能力如何評估,核酸檢測試劑何時到位,如何指導檢測等,唐主任也就不會那么慌亂茫然。
另,中央督查組的督查水平也應該更專業些,僅僅以粗暴質詢和媒體曝光的方式施壓,說實話對地方干部有些不公平。派駐中央督查組真不如派專家支援組更好,因為地方最需要的是專業貼心的指導,而不是盛氣凌人的指點。
九、加速升級社會治理體系
本次疫情危機還暴露一個核心的社會治理矛盾:政府力量和社會力量的對接極不順暢,也不匹配。
譬如企業也好,公眾也好,對本次疫情的援助都很積極熱心,但問題是支援物資高效送到了,卻因政府的低效分配能力,一直卡著發不出去。
政府當下依舊遵循“大政府、小社會”的傳統治理思路,希望一切都由政府主導。
這個“舉國之力”管理體制,在物資困乏、經濟、信息不發達時期或很有用,也很高效,但在互聯網時代就顯得效率極其低下。
以輿論風暴眼中的湖北紅十字會為例,在慈善物資發放中,還按傳統的人工填表方式匯總需求,再按領導評估分配,然后通知領取,最后以單位介紹信來核查驗證,工作流程不能說不嚴謹,工作節奏可以說達到了能力和人力的極限。
可網友為什么還極不滿意呢?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互聯網的高效和便利。
醫院方面頻頻告急,網友們圍觀叫罵,記者不斷查訪,湖北紅十字會疲于應付層出不窮的公關危機,于是漩渦中的人都滿腹委屈,都在極度情緒化中自說自話,從而讓事件真相遠離,矛盾激化了,但問題沒得到根本的解決。

我們需要聚焦關注的矛盾是:
一方面“大政府”包辦一切的傳統管理機制已不高效,甚至力不從心;
一方面“小社會”早已悄然演化為“大社會”,無論人才、資金,還是技術、工具,社會或民間力量(以大平臺企業為代表)已經非常強大,互聯網技術加持的信息網絡和物流網絡,也特別容易一體化高效運作。以湖北紅十字會分配物資為例,他們辛苦、糾結,忙了幾天都沒干好的事,隨便交給一家專業物流企業,就是分分秒秒的事,而且高效、精準、可控。
可遺憾的是,民間潛伏的多股專業力量,一直沒被充分激活,更沒有和政府的社會治理高度融合,從而造成當下大家都覺得尷尬又著急的現象:政府很忙但力不從心,民間力量閑置但也只能干著急。
關鍵問題分析清楚了,相應的政策建議就顯得如絲一般順滑:
政府要學會適度分權,學會和民間力量,共建共享現代化的社會治理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要學會節制領導欲望,不必事事主導,不必事事指導,許多公共事務,如何監督到位才是政府最應該操心的。
以慈善事業為例。從某種程度上講,慈善事業是國家道德和社會倫理的貞操帶,而不能是某些政績或個人的遮羞布。慈善一旦被褻瀆或玩弄,國民誠信肌理必然會大面積潰爛。最近新聞報道說多個老人捐錢抗疫,把錢捐到派出所,想來真有些傷感,民眾捐款無門是為何?是不認?還是不信?

1月31日,一位名叫周世昔的古稀老人前往武漢市公安局新洲區分局鳳凰鎮派出所,為抗“疫”捐助1000元愛心善款。
無論如何,中國的慈善體制亟待校正升級,具體改進建議如下:
1.放棄慈善壟斷。調整慈善事業結構,鼓勵民間力量辦慈善,并在資質申請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官辦慈善組織和國際慈善組織,都要控制在一定比例。
2.修改慈善法規。強調特殊國情而降低慈善監管水平是毫無道理的,一定要按照國際成熟經驗修訂增補相關管理條例,強制信息公開透明,接受公眾監督;同時建立高級別監管機制,在人大和政協分別增設慈善委員會,人大側重立法層面,政協側重監督層面。中華慈善總會、中國紅十字等官辦慈善組織建議退出政府體制,杜絕慈善特權滋生的各種腐敗和民心塌方。
3.建立國家慈善/公益大數據中心,專業大數據公司托管,政協慈善委員會監管。在立法層面,引導宗教組織、上市公司、大企業的公益基金、社會責任報告以及明星、企業家的個人慈善,統一納入大監管體系;鼓勵成立企業級、協會級、自組織(記者協會、醫師協會、科學家協會、工程師協會)級的民間公益智庫和專業志愿者人才庫。
4.鼓勵企業、公民多獻愛心,多做慈善,向日本學習,在慈善管理細節上要貼心到位。譬如企業或個人的捐款抵稅,一定要高效、智能、便捷,同時每年要給捐款的企業和個人,郵寄感謝信和榮譽證書(電子版)。
5.鼓勵中國企業根據企業優勢和行業特點,建立專業的公益組織和應急志愿服務團隊。譬如順豐可建立緊急物資航空志愿團;淘寶、京東可建立緊急物資公益數據庫和虛擬倉庫;抖音、優酷、B站等視頻平臺可建立公益頻道,打造一些高質量的公益節目;微博、微信可建立慈善/公益輿論大數據觀察平臺,每年出一些公益數據分析報告;總之,就是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獻愛心亦是如此。
6.大企業家向比爾·蓋茨學習,成立高水平,有國際影響力的慈善基金會和慈善組織,鼓勵把愛心送出去,向世界傳播中國正能量。
十、全面改造宣傳引導機制
由武漢疫情引發的輿論風暴,烈度之強,范圍之廣,觸動之深或將是載入中國史冊的大事件。湖北省、武漢市兩級政府主官遭受網上口水沖擊,舉世罕見,特別是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因感染去逝引發的新一輪輿論風暴和情緒抗議,屢次突破互聯網傳播峰值。

武漢市中心醫院李文亮醫生(1986-2020)
宣傳部門承受著前所未有之壓力,他們沮喪地發現:以往公安約談、官媒辟謠、文章封殺、平臺查禁等以堵為主的強勢管控手段,統統失效;而為舒緩輿論壓力,又采用新聞發布會直播、媒體團一線督查、省長市長道歉、官員問責查辦、官網向逝者致敬等“疏”的手法,降壓效果也不明顯。
究其原因,“堵”得不得人心,“疏”得很不走心都是問題表象,要從根本上扭轉政府在輿論宣傳方面的引導困境,恐怕需要一些直擊民心的大招,盡快打開民意的降壓閥。具體建議如下:
1.允許批評。與其讓網友失控責罵造成不健康的輿論壓力,真不如官媒主動釋壓,正確引導輿論走向。
譬如人民日報、新華社恢復刊登針貶時弊的“諷刺與幽默”文章或漫畫,且強制保持一定版面比例的批評作品或反思文章;中央電視臺繼續開設類似“實話實說”講真話、說實話的批評欄目;
譬如允許有幾個硬骨頭或刺兒頭的獨立媒體存在;允許并保護一批有操守的獨立調查記者存在;
譬如尊重電影導演、小眾音樂家、藝術家的自由創作,不要隨意干涉藝術創作;
譬如允許科研團體、學術組織實行有限自治和適度自我管理,靠學術共同體的自我束約和自我凈化來讓知識分子群體找回體面和尊嚴。
總之,就是理解,尊重并主動為各個階層的公民提供情緒疏導的公共發泄口。
我們受過十年只準說假大空套話、不讓說真話、實話的憋屈日子,大家在骨子里警惕并反感這個。年輕一代可能更反感,他們也更有反叛精神。
2.放開討論。中國當下需要認真討論的事情太多了,特別是一些關乎國計民生(教育、科研、醫療)和國運走向(學術自治、體制改革、中醫存廢)的重大國策,都應該允許被討論。當然,具體政策建議或法規層面的細枝末節,也更有討論價值,而要引導正確方向,提升討論質量,杜絕胡亂吵架,就必須設計合理的討論機制和精細的方法手段。
譬如當下民眾對信息的獲取,高度依賴網絡,那就不妨順勢在網絡上設立線上兩會,大膽實踐一下線上民主,投票選舉線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由他們代表各地、各行、各界網民向政府遞交提案。
民間有智慧,網上存真理,十四億人的中國,再多出幾千人的人民代表在線上議政,又不用多花納稅人的錢去人民大會堂吃飯開會,既是合情合理的民心工程,也是合規合算的制度創新。
3.科學宣導。在我們這個具備科學素質的公眾比例僅有8.47%(2018年中國科協調查數據)的國度,宣傳不但是一個技術活,也應該是一個藝術活。
在公民科學素質比例方面,與美國28%(2018),加拿大 42%(2014年),瑞典35%(2005年)的數據相比,我們差距甚遠。疫情期間報道的各地奇葩傳染事件,或故意亂吐口水,或感染了還開出租車接客,或感染后還四處走親訪友,喝酒劃拳…..已充分說明科盲的無知和可怕。
面對“十個就有九個是科盲”的宣傳受眾現狀,我們最應該采取“彈鋼琴”的手法,探索并不斷改進宣傳和報道的方法,針對不同年齡、階層、群體,靈活采用多樣宣傳策略,以目標受眾喜聞樂見或容易接受的方式來推廣正確的科學理念。譬如在農村或城市老社區,拉條幅、說狠話可能效果不錯;對于年輕的受眾,或用漫畫傳單、科普小視頻效果更佳。
為使宣傳和推廣效果最大化,我們還要學會善用流量明星和娛樂偶像的傳播力量。譬如可聘請肖戰、易烊千璽、岳云鵬、楊紫等公共形象良好的藝人擔任公共衛生形象大使,請他們拍些科普短片,示范如何正確使用口罩或如何正確洗手,其推廣的效果要遠比請鐘南山院士親自示范會更好。
還有一些不良的宣傳傾向值得警惕:
一種是懶漢思想,無論什么事都要找鐘南山采訪,一句話就能采寫一篇新聞;
一種是新聞投機,譬如報道上海藥物所發現雙黃連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記者稍有醫學常識或科學素養,就不應該相信,甚至連基本的新聞操守都沒有,也不交叉采訪論證就喜滋滋發布,這樣的記者不是蠢就是壞;(小編補充一句:和記者相比,中科院官網發布雙黃連的新聞是不是應該更謹慎一些?記者是社會的鏡子,客觀記錄各方面的聲音。)
一種是刻意引導,譬如許多記者總愛人為制造樂觀,不是疫情拐點就是新藥見效,害得專家們還要接受二次采訪,或直接線上推文,四處辟謠。
這些媒體亂象不但說明宣傳部門以往依賴的輿論引領人——傳統媒體記者的科學素養十分堪憂,而且也顯示出傳統媒體專業人才匱乏的現實困境。
那么,如何改造傳統官辦媒體,又如何團結好、利用好丁香醫生、果殼網等民間專業知識科普平臺的公益力量,則是宣傳部門要認真思考的又一個重大改革課題。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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